前一阵读刘志琴先生的《晚明史论》，感慨良多；注意到国人的关注似乎在从晚清史转向晚明史，更是令人感慨良多。晚清和晚明，同是末世，却也风貌各异。一部晚清史，让人看到了回天无力然而却始终不断的挣扎――从乱世能臣的中兴努力，到年轻君主的急切改革，从富国强兵的功亏一篑，到时至末季时的自救“新政”……其
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死亡。专制体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这块西西弗斯的巨石啊？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解堕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就像刘志琴先生的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现象：在上，“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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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 |
这么一种局面，竟然能够继续“死而不僵”地苟延残喘百余年，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费解。细想起来，理由可能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恰恰是王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乃至瓦解使得“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有了喘息的间隙和可能，其间虽然间或有天灾人祸，有税吏之横暴、有局部之民变，但是在其时的资讯条件下，只要信息不传播，则民变也就不蔓延，局部造反不会引发全局性的骚乱，于是，民众就在相当低的水平线、相当恶劣的生存状态中勉强“活着”――只要没有流民起义像“大串联”似的把动荡的信息传播到各地，局势也就在崩溃瓦解的临界点附近苟延。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社会本身的周期、节奏极为缓慢，于是，除非在短期内出现过于暴烈的天灾和人祸，例如连续的严重灾荒，再加上过于残酷的人为盘剥，就不至于酿成大祸。一般情况下，大动乱多是在连续几年的灾荒之后，再加上政府依然横征暴敛才引发的。所以，应该说，正是农业社会本身的特点，是它那极为缓慢和迟滞的周期和节奏，挽救、或者说维系着濒于解体的晚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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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
平心而论，郭沫若这本曾经影响很大的书并不是认真的史著，却应当算是影射史学的杰作。他要骂的是国民党。这从作者不无得意的附识中可以看出：“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而这位四川才子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的大著的收篇之处更是驰骋诗人的想像力，对那一段晚明历史作了这样的总结：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一连好几个“假使”，让人不禁企盼：历史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但即便如此，那建立起来的也还不过是一个延续着周期律的“大顺王朝”，而且，它也一定逃不脱作者毫不客气的论断：“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唉，这种王朝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又何必我们为之歌哭痛惜呢。
本来，郭沫若写此书的本意更多的是在现实而不是历史。他对胜利者骄傲自满、屠戮功臣、政治腐败等等的警告本意也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对这些谴责，国民党当然当之无愧。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内战的烽火又在燃起，“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这，确实表达着一个忧国之士的悲愤。但是这种忧愤和种种“假使”却不能稍稍把历史推向一点点光明。我看到章立凡先生在一篇题为《甲申再祭》的文章中再次替国民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很好：“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长期以“训政”的名义，实行专制集权，“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这个以发动工农搞“国民革命”起家的革命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却悍然无视甚至践踏“农民的利益诉求”，直至走向他们的对立面。“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熬过艰苦的抗战，中国居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大小官员开始陶醉于文恬武嬉的盛世美梦，竞相开始了以“接收”为名的利益攫夺。腐败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而“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这里的许多话是说中了要害的。不能不说，比起“三百年祭”中的警告，这是甲申又经历了整整一个轮回之后的更为深刻的总结。
但是有趣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原本是针对当时的执政者的警告却引起了未来的执政者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接过了郭沫若这篇文章的话头，做了一篇更大的“文章”。这恐怕是郭沫若所始料未及的――也因此使他的这篇文章彻底成了“史为今用”的范本。在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争相转载，各解放区还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布部和军委总政治部也联合通知，强调《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并告诫各级组织，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又在致“沫若兄”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直至大局初定，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之时，毛泽东还在以“进京赶考”者自居，念念不忘要大家接受李自成的教训。甚至于建国之后，毛泽东依然在反反复复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不能说他没有历史感，也不能说他没有使命感和某种“高瞻远瞩”。对于接受前人教训的高度重视和一再强调，恐怕古今中外，没有人曾经超过他。但，在建国初期那几年短暂的“兢慎”之后，他老人家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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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李自成 |
无论再经历多少个轮回，“甲申祭”总还是会有人提起的。如果要祭，我想还是让我们怀着一种戒惧和敬畏祭一祭那个周期和宿命吧。
（摘自《随笔》2005年第5期）
